书话：亡国与书无关

　　　　　　　——夜读章碣《焚书坑》想到的

　　人类文明进化到一定程度和阶段之时，书籍便应运而生了。人类蹒跚的步履，百家争鸣的思想，不同地域丰富的文化……大都被书籍记录下来，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书籍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那么，人们又为何而读书呢？宋真宗赵恒写过一首《劝学诗》，在诗的结尾处谆谆教诲天下读书人：“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在贵为帝王的赵恒心中，勤读六经要“遂”什么样的“平生志”呢？答曰：获取“千钟粟”，住进“黄金屋”，娶妻“颜如玉”。所有的这一切“书中自有”，读好六经即可。在这首《劝学诗》中，赵恒用最质朴的语言点明了人们读书的原动力，调子虽有点难登大雅之堂，但毕竟点中了大多数读书人的死穴。相比之下，孔老夫子所倡导的读书观则高远了许多，“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近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也就是说读书在人际交往、陶冶性情、加强自身修养、掌握文化知识、事父忠君等方面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后人读书，爱书，也正是因为可以从书籍中获取安身立命的本领、经验和思想，进而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惟其如此，人们才不吝以溢美之辞来赞美书籍：“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莎士比亚），“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从这些语句中，足见人们对书籍的挚爱之情。

　　然而，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书籍的命运却并没有因人们的挚爱而享有亨通鸿运，每每会有那么一群别有用心的人，为了一己私利或小集团的利益而戕害书籍，甚至把书籍化为灰烬。在中国历史上，践踏、摧残、毁灭文化的行为，知名度最高、作恶最大的当首推秦始皇“焚书坑儒”。然而，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焚书”的又何止嬴氏一家，也并不只是中国人的专利，而且这种行为还将伴随人类的前行之路。

　　其实，秦始皇焚书的动机再单纯、简单不过，就是为了维护、巩固其专制统治，使他的子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维护、巩固统治本也无可厚非，那么书又有何罪呢？细细考究前人对书的评价便可找到答案。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伏尔泰说：“读书使人心明眼亮。”因为有了书籍的存在，也因为人们读了书，才使得人们既拥有了智慧，又丰富了思想，从而诱发他们借助于历史经验去思考社会生活。所有这些，对专制统治而言并不是什么赏心乐事。而维护、巩固专制统治的最好、最便捷的办法，就是禁锢人们的思想，“民可使由之”，不必“使知之”。书籍既然是思想的载体，那就把书烧光吧！“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用一人之思想代替万民之思想，强奸民意，让百姓变成无知无欲、行尸走肉般的应声虫，进而把个人的意志强加到百姓身上，达到“递万世”骑在人民头上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

　　因此，秦统一中国后，丞相李斯适时提出“焚书”建议，“始皇可其议”，一拍即合，达成共识，“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于是始皇便下令全国：除《秦纪》、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凡六国史书、民间收藏的《诗》、《书》、诸子百家等书，全部焚毁；如果有隐匿不交或谈论《诗》、《书》者，皆严加治罪。这便有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文化浩劫，李斯也因此被牢牢地钉在文化史的耻辱柱上。然而，这个在文化“革命”中的“胜利者”却在后来的政治争斗中，落得个“腰斩咸阳市”的下场，徒生“牵黄犬逐狡兔”之叹，便是“仓中鼠”的好梦也亦不可得，或许这也是读书不精、焚书坑儒的报应吧！

　　那么，焚书真的起到维护、巩固专制统治的作用了吗？唐代诗人章碣给了我们一个掷地有声的回答：“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推翻秦王统治的，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刘邦、项羽两个人。刘邦、项羽两位“宁馨儿”，“文化水儿”不多，而且都是典型的“读书无用论”者。刘邦年轻时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好酒及色”，对待文人儒士之行更是让人不堪卒读。《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不一而足。项羽虽说是世家子弟，却是典型的行伍出身，“少时，学书不成”，认为“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即便是学兵法，也只是“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就是这样两位没读几本书的莽汉英雄，最终推翻了秦王朝统治。可见，秦朝的灭亡与书、读书都没有大的关联。“仁义不施”才是其灭亡的根本原因，一语中的，可堪金石之论。

　　以焚书来达到巩固专制统治的目的，可谓是黔驴技穷，最后也只能落个“止增笑耳”的下场。另外，以一小集团之力，甚至是一国之力，想要焚尽天下所有的书，坑尽天下的读书人，甚至禁绝天下人去读书，只是蚍蜉撼大树而已。清人陈恭尹在《读秦纪》中写道：“谤声易弭怨难除，秦法虽严亦其疏。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焚书坑儒，可谓是狠毒残酷之至，但人间自有不惧淫威的勇士，民众也自有办法来对抗统治者的胡作非为。未烧之书（《太公兵法》，授书之人（人称黄石公），读书之孺子（张良），再加之“尚有陆生坑不尽，留他马上说诗书”（清·陆次云《咏史》）的陆贾……共同汇聚成了一股不可遏止的反秦中坚力量，从这一点看来，始皇君臣倒也说对了一半。而历史的真实又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始皇帝的作法与暴君周厉王有惊人的相似，下场也自然应该是惊人的相似，历史有时是简单的重复而已。焚书没有达到万世为君的目的，这对嬴政、李斯君臣而言，不能不说是绝妙的讽刺，权当是历史在不经意间和他们幽了一默吧。

　　后世统治者与始皇君臣相比，变得聪明多了，他们不再一味地禁书、焚书，而是改用号召人们读书的“疏导”之法来网罗天下人才，为我所用。唐太宗就不无得意地说：“天下英雄皆入我彀中。”在科举取士的强大诱惑力的驱使之下，读书人则把“读书”作为猎取功名利禄的手段。想必是位科场得意的神童，曾踌躇满志地作诗曰：“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诗人孟郊更是毫不掩饰地道出高中时的欣喜得意之情，“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神采飞扬的得意之态，按捺不住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自不必去细加评说。虽都重视了 “读书”，只是书读得有点变味而已。而不幸的情形是，科举考试又使读书人陷入了“死读书，读死书”的怪圈、流弊。谁之悲哀？谁之过错？

　　诗人章碣的《焚书坑》以史家笔法，独辟蹊径，把“焚书”与“亡国”看似不相关的事情联系到一起，言他人所未言，自然引人深思。今天，我们又该怎样来对待书，怎样来读书，真的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