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思慎取”的王安石
在《游褒禅山记》中，王安石借仆碑抒发感慨，批评了“谬其传而莫能名”的现象，旗帜鲜明地提出“学者”必须采取“深思慎取”的态度，这一主张给了后人以极有益的启迪。然而在学术研究中，王安石却没能真正践行他的主张，让世人看到了“拗相公”（后人送给王安石的绰号）言行不能一致的另一面。
由于少了几许“深思慎取”，多了几分浮躁之气，自然其学术成就和文学价值也就难尽如人意了。他为人们熟知的两部学术著作——训诂《诗》《书》《周官》的《三经新义》和字源学著作《字说》自问世起，就遭到了世人的诟病。
史载：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设立专门机构，使子芳及门人修撰《诗》、《书》、《周官》“三经新义”（后被钦定为《三经新义》），对新政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与阐发，并通过政府力量作为学校诵习的定本，被称为“新学”，直接或间接为推行新法服务。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对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作如下评价：
“他自命为经典的唯一解释人。他也像王莽那样窜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写他自己的《三经新义》，使之成为思想的官定标准，用以代替所有过去经典的名家疏解。
“最为人所厌恨者，是此《三经新义》是在两年之内仓促编成的；此书之正式开始编纂是在神宗熙宁六年（1073）三月，由他的小儿子和一个政治走狗帮助之下编成，后两年出版。这本急就章，就定为儒家思想的标准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对疏解有所改变，为应天下考生之需，新版本立即出现。
“他的《三经新义》糟不可言，他死之后就完全为人所遗忘，而且也一本无存了。”
此外，在学术研究上，王安石似乎更热衷于字源学的研究，但是他研究的方法又仅限于简单机械的从字的结构与来源入手，以至于少有科学性，闹出了不少笑话，其中冯梦龙（明）在《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警世通言》[第三卷]）中所记的一段故事流传最广：
王安石因作《字说》，一字解作一义，偶然谈到东坡的“坡”字，王安石说：“‘坡’字从土从皮，所以坡乃土之皮也。”苏东坡取笑道：“按您老的说法，‘滑’字乃水之骨也。”王安石接着说：“‘鲵’字从鱼从儿，合为鱼子。四马为驷，天虫为蚕。古人制字，并非没有意义的。”苏东坡拱手道：“鸠字九鸟，你老是否知道可有典故？”王安石以为真，欣然请教。苏东坡得意地笑道：“《毛诗》云：‘鸣鸠在桑，其子七兮。’连娘带爷，共是九个。”荆公默然。
以上所及，让我们认识到学术研究中“深思慎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我告诉我们：不仅要认识到位，实践上更须到位，这才是真正的“深思慎取”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