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个时代、那些人，我一直不敢动笔。”(余秋雨《遥远的绝响》)是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人让余秋雨如此敬畏呢？

　　原来是魏晋及那个时代出现的众多的风流人物。

　　我们知道，魏晋是我国历史上较为动荡、多变故的一个时期。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动荡、多变故的时代，士人的个性却得到了自由、尽情的张扬。正缘于此，后人才会用“魏晋风度”来评判那个时代的人物，“风度”一词也似乎成为评判那个时代人物的专用誉美之词。在那个时代中，耳熟能详的名字可列出长长的一串：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王戎、阮咸、刘伶、王导、谢安、支遁、王羲之、顾恺之……在这个由名士组成的群体中，有一人不能不提，而且在提到魏晋风度时，人们也大都会谈起忆及其人其事，这个人就是陶渊明。

　　陶渊明的行止，与前面所列名士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仅属于他个人的、不可复制的内涵。

　　陶渊明的一生经历了“达”与“穷”的世事变迁，承受过“入世”与“出世”的心灵煎熬。青少年时期，抱有“大济于苍生”之志，曾怀“猛志逸四海”之愿；即便是“道不行”的晚年也是守志不移，“猛志固常在”。然而，污浊的现实却不允许诗人施展抱负，于是在经历了时仕时隐、仕还是隐二难选择的反复折腾之后，毅然决然走上归隐之路，不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过着“卜居于穷巷，寄身于草庐”的清贫生活。

　　和大多数的世俗之人一样，他的内心也曾为“贫富常交战”，但思想斗争的结果是安贫乐道之“道”占了上风，自然也就虽贫贱而不“戚戚”于怀了，这就是他有别于常人的可贵之处。“闲静少言，不慕荣利”，“独善其身”，便是他抉择之后的人生宣言。以前入仕是“误入尘网中”，而现在归隐才是正确的选择。远离了世俗、官场之后，他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种豆南山下”，“带月荷锄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正因为走上归隐之路，才使诗人领悟到生命的真谛，但要将它表达出来却又很难找到合适的言语，因“忘怀得失”，自然“欲辨已忘言”了。

　　处在滚滚红尘之中，若能“忘怀得失”，自然就能做到“安贫乐道”，陶渊明就是在用自己的行动高扬“忧道不忧贫”的旗帜。陶渊明几次出仕，是因“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饥冻的问题是切身的，但“违己交病”也是异常痛苦的。归隐之后，生活境况“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而“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 的飞来横祸，更是雪上加霜，窘境可想而知；更为严重的，断炊时不得以而出门乞讨，“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虽则如此，却能“晏如也”，非有“安贫乐道”之遗风不能为之也。

　　读书著文是陶渊明归隐生活的重要内容。陶渊明“好读书”，读书时又“不求甚解”，而当“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读书务求领会精神实质，而在遇到真正会意的时候，又会高兴得连饭都忘记吃了，诸葛亮“独观其大略”的读书之法可与之媲美。两位前贤的读书之法在卷轶浩繁的今天是大有借鉴意义的。陶渊明常著文章以“自娱”，并“颇示己志”。他的诗文又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如梁萧统所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

　　中国古代士人饮酒有多种目的，或为消愁，或为避祸，或为刻意表现自己与众不同的洒脱，但更多的是为了享受人生，感受美酒给人带来的无可名状的快感。陶渊明之饮则回归到“原生态”，真正领略到饮酒的真正乐趣，以品酒之甘苦来感悟生命与人生之甘苦。在隐居田园的生活中，或顾影独饮，“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独酌之时，天地万物不复存在，各种烦忧也纷纷远离了自己，“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或故友携酒来家作豪饮，“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有如此宾主相得之情，自然“数斟已复醉”；而因家贫无酒可饮之时，“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而他的率直、自然则在于“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先有“奇人”，然后才会有超然物外、“风流”之奇行。

　　品读一段动荡历史，感受一个旷达的心灵，在心驰意摇之际写下了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