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曾用“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五个字来概括老师孔子的风度、性格与修养。“正义曰：敦厚润泽谓之温，行不犯物谓之良，和从不逆谓之恭，去奢从约谓之俭，先人后己谓之让。”（《十三经注疏·学而》）从《论语》记载的内容来看，孔子也大都是以这五字诀来待人接物的。但这不等于说，孔子遇事都做“乡愿”（好好先生），在原则问题上，孔子也有“厉”、“威”的一面，可谓“当仁不让”。当冉有、子路将季氏将伐颛臾的事情告知他时，孔老夫子就非常严厉地责备了他们，而且和他的两个得意门生展开了一场少见的激烈论争。那么，孔子为何对季氏将伐颛臾这件事反应如何强烈呢？又为何要责备冉有、季路呢？

　　在回答子路“为政”应把何事放在第一位的问题时，孔子答道：“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吧！”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名不正”将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由此可见“正名”在为政治国中的重要性。而“季氏将伐颛臾”则是一件性质非常恶劣的“名不正”的政治事件。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季氏作为鲁国的一个大夫，自己就决定征伐颛臾，根本无视鲁国的国君，更无视周天子的存在，这是“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是典型的“名不正”。这种无视中央政府领导的自私专权，只能暴露其狼子野心，暴露出他的贪欲。另外，孔子认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论语·季氏》）鲁国的政权旁落在大臣季氏手中，必然会导致政局动荡。在孔子看来，这样的政权不过五代就要垮台了，“季氏将伐颛臾”自然会引起了孔子的极大不满。

　　孔子主张以德服人，主张实行仁政，对战争持谨慎态度，有反战倾向。“子之所慎：齐、战、疾。”（《论语·述而》）孔子把战事和祭祀、疾病三者并列在一起的，认为它关系国家及个人的生死存亡，从而战战兢兢、谨慎之至地把它作为大事来看待。“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论语·颜渊》）孔子认为，治理一个国家，应当具备三个起码条件：食、兵、信。但这三者当中，“信”是最重要的，而“兵”并不能保证一个国家长治久安，所以首先要“去兵”。

　　在古代，“伐”的对象是有罪的人。颛臾本身无罪，已在“邦域之中”，并又是“社稷之臣”，为何还要讨伐呢？不必伐，不应伐，却硬要伐，季氏发动的是一场非正义战争，他无非是要转移国内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而已，这也不能不激起孔子的愤怒。而在孔子看来，季家最大的忧愁，不在颛臾这个边区的小国家，而是在萧墙之内，即在季家自己兄弟之间。

　　在孔夫子看来，季氏将要发动的战争是不对的，而冉有、季路身上存在的问题就更大了。作为季氏的两个家臣，他们俩是失职的。他们不仅没有主动去阻止季氏发动的这场不义战争，反而有支持季氏的意思，这不能不让孔子感动失望。再者，作为季氏的辅佐的家臣，冉有和子路“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这本身也是失职；却又“谋动干戈于邦内”，简直就是不仁无道，更是有悖于孔子“修文德”的一贯主张。

　　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季氏发动的是不义的战争，而援手相助处于亡国边缘的弱小颛臾则是“义”的行为。而他俩不仅“见义不为”，还助纣为虐，在孔子看来有不仁的一面，也是应该责备的。

　　此外，俩人出尔反尔、口是心非的态度也激怒了孔子。面对老师的责问，冉有先说：“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等到被老师训得没有办法，冉有只好讲了真话：“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这说明季氏将伐颛臾，是有预谋的，而冉有完全了解内情，并参预筹划了这件事，与季氏为同谋。冉有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激怒了孔子，于是孔子又骂道：“冉求！君子痛恨那种避而不说自己想要那样却一定另找借口的做法。”这种伪君子的态度是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不但个人的道德不应该，政治的道德更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