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永远的“人民艺术家”

――老舍及《茶馆》创作概说

【引言】

在旁人眼中，老舍“是写作最勤奋的劳动模范”（巴金语），而他却谦称自己是一名“文艺界尽责的小卒”。老舍用“勤苦”的笔耕和对人民“无限的热情”，“充分地表现了北京的地方色彩；充分地传达了北京劳动人民的悲愤和辛酸，向往与希望”（冰心语）。他为人民而写，为社会而写，用生命铸就了伟业和辉煌。他凭自己的作品，生前赢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身没“声名自传于后”。

老舍在1957年创作完成的名作《茶馆》，因其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意义而享誉海内外，被称为“带着中国民族风味的艺术”。在“十七年时期”文学中，《茶馆》犹如奇峰突兀，是那样的卓然超俗。假如没有《茶馆》的出现，这一时期的文学将会更加贫瘠和苍白。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在那个很难产生杰作的时期居然产生了《茶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回顾老舍艰难的人生跋涉，探究他曲折的艺术追求，反思《茶馆》这一“奇迹”诞生的前因后果，会给我们的文艺创作提供许多有益的鉴戒。

【资料链接　走近老舍】

老舍简介

老舍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1899年2月3日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他的父亲是清末皇城的护军，在抗击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中阵亡。

老舍先生七岁念私塾，以后在西直门私立第二小学堂、南草厂第十三小学、北京市第三中学读书。1918年由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北京市方家胡同小学校长、北京市北郊劝学员、天津南开中学教员。

1924年夏赴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业余刻苦自学，并开始写小说。创作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三部长篇小说。1929年夏离英，途经巴黎等地，在新加坡滞留半年，在华侨中学任教，创作长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年春回到上海。

1930年夏在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任教授，利用寒暑假期写作，创作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短篇小说集《赶集》杂文集《老舍幽默诗文集》。

1934年夏至1936年夏在青岛山东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并继续写作。著有短篇小说集《樱海集》、《蛤藻集》与个人创作经验集《老牛破车》。1936年辞去教职，专门从事写作，创作了《骆驼祥子》、《文博士》等。

“七七”事变爆发，11月济南失陷前夕，只身离济赴武汉。1938年8月武汉失陷前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迁重庆。自1938年3月至1945年抗战胜利，一直是该协会的主要领导人。这期间他团结和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对爱国抗日做出了贡献。他自己也以团结抗日为题材，积极进行文学创作，写出了《残雾》、《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著）、《张自忠》、《面子问题》等九部话剧；《火葬》、《四世同堂》（第一、二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以及鼓词、京剧等。

1946年3月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先生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留在美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写完《四世同堂》第三部及长篇小说《鼓书艺人》。1949年10月正在美国养病的老舍先生接到周恩来总理请他回国的信后，立即回国，于当年12月回到北京。

老舍先生回国后，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自1950年起老舍先生以高度的创作热情，写下了话剧《方珍珠》、《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茶馆》、《女店员》、《全家福》、《宝船》、《神掌》等；曲剧《柳树井》、京剧《青霞丹雪》等；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杂文集《过新年》、《福星集》、《小花朵集》、《出口成章》以及曲艺、散文、诗歌。这些作品生动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反映了我国人民在不同时期的斗争生活，而且语言生动、幽默，独具风格，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1951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老舍先生“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1966年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于8月24日投湖去世。

（摘自老舍文化网）

入会誓词

老舍

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是作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在动摇的时代，维持住文艺的生命，到十几年，是不大容易的。思想是多么容易落伍，情感是多么容易拒新恋旧；眼角的皱纹日多，脊背的弯度日深；身老，心老，一个四十岁的人很容易老气横秋，翻回头来呆看昔日的光景，而把明日付与微叹了。我没有特殊的才力，没有高超的思想，我所以能还在文艺界之营里吃粮持戈者，端赖勤苦。我几乎永远不发表对文艺的意见，因为发号施令不是我的事，我是小卒。可是别人的意见，我向来不轻轻放过；必定要看一看，想一想。我虽不言，可是知道别人说了什么。对于自己的批评，我永远谦诚的读念；对也好，不对也好，别人所见到的总足以使自己警戒；一名小卒也不能浑吃闷睡，而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我的制服也许太破旧了，我的言谈也许是近于唠里唠叨，可是我有一颗愿到最新式的机械化部队里去作个兄弟的心哪。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了，这是新的机械化部队。我这名小卒居然也被收容，也能随着出师必捷的部队去作战，腰间至少也有几个手榴弹打碎些个暴敌的头颅。你们发令吧，我已准备好出发。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

假若小卒入伍也要誓词，这就算是一篇吧，谁管誓词应当是什么样儿呢。

原载1938年4月《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九期

（摘自新浪网）

【评说】

鲁迅先生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纵观老舍一生行事，他何尝不是一个“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人呢？在民族危亡关头，老舍用腰间的手榴弹和手中的如椽大笔，猛烈地向“暴敌的头颅”和黑暗的时代开火；在火热的新时代，他又以戏剧为武器，满腔激情地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新时代，歌颂人民的新北京。老舍的一生，无时无刻不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老舍以他的作品和精神，无愧于“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美文赏读　心灵撞击】

消失了的太平湖（节选）

——关于老舍的随想

李　辉

老舍属于北京，就像沈从文属于湘西一样。他走着自己的路，而北京，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决定着他的一切。令他迷恋的是家乡的市井声，是斑驳杂乱的人与事。影响他人格形成的是老北京引以自豪或者为人贬斥的种种特性。思想和观念，常常只是一片云，一束阳光，一簇树影。它们点缀着他的人生景象，使其显得婀娜多姿。但奔涌不息蔚成大观的是城墙、胡同、四合院，是京味儿十足的嬉笑怒骂，是爱憎、美丑、善恶交错的庞杂。

这里，可以有豪爽粗犷的潇洒，却又满目可见委委琐琐的卑微；可以爱憎分明，却又少不了美丑不辨；可以舍身求仁，却又免不了委曲求全。

这里，一种形态常常可能包容不同的意味：热情周到，可能是外表的敷衍；随和宽厚，可能隐藏着圆滑；侠义侠气，可能是抽身逃之夭夭的铺垫。

老舍耳濡目染的便是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北京人的方方面面都以它们的本来模样，成为他审视的对象。他有一颗热情的心，却又有一双冷静而犀利的眼睛，他属于这里，却又始终保持一种旁观者的姿态，用他讽刺和批判的笔触，用幽默调侃的语气，向人们讲述着这里发生的故事。他看到了弥漫于古都的那种惰性：“生命只是妥协，敷衍，和理想完全相反的鬼混。”“北平除了能批评一切，也能接受一切，北平没有成见。北平除了风，没有硬东西。”一九三三年他写的这些话，颇能反映老舍对他所熟悉的北京特性的概括。

老舍属于这样一种地域文化。三十年代一位评论家在评论老舍的早期作品时，曾将老舍归纳为这么一种类型的人：自己觉得不敢抱什么太理想、太奢望的梦，而也不做战士，他只有在和平温良的态度下，对所有不顺眼的事，抑不住那哭不得、笑不得的伤感了。

后来的老舍自然又有了许多新的发展，但他仍然常常地保留着“老北京”的印记。于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老舍，热诚而周到，正直而善良，同时又时时表现出一种小心翼翼。他不奢望自己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也不把思想的批判作为一己的责任。他在尽力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既不过度浪漫热情，又不过分冷漠，正是这样一些性格特点，使得他能够以幽默、温情、感伤的风格渲染出浓郁的“北京味”，真正生动而全面地展现出了老北京的众生相。

在我看来，老舍很典型地体现了老北京文化的特点，是语言的，也是道德的、行为的。因为他和他的作品，因为他的悲剧命运，使得后人对老北京的解说，有了一个他人难以取代的印象。

（《收获》1996年第5期）

【评说】

地域文化是地域的也是民族的，其丰富、庞杂的内涵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是语言的，也是道德的、行为的”。身处其中又能将其批判地吸收并完美地融入到作品中去，是一个作家思想成熟的表现，也是一部文学作品艺术成就的体现。老北京与众不同的地域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老舍的作品，也“全面地展现出了老北京的众生相”。正如李辉所言：“老北京才是老舍真正的文学之根，创作之魂。”因此一说到“京味”文化，人们自然会想到老舍，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有“京味”文化的存在，老舍幸甚；有老舍作品的存在，“京味”文化幸甚！

《茶馆》前后（节选）

林斤澜

前辈作家大都在他们的青年时期，二十年代尤其是三十年代，达到了他们自己的写作高峰，不少作品成了他们终生的代表作，有的还成了那个时期的标志。

建国以后，前辈作家又大都正在盛年，或前点或后点都应是写作行业的丰收时期，又大都积极到点到为知，若从经历种种运动的精神来看，可以说做从善如流。

四十多年过去了，前辈先后安息了。我们后来人也年事日增，见的世面日多，头脑不免冷静起来。觉得前辈作家后期的努力，极少超过前期的成就。有的显然滑坡，不能自拔。有的间有佳作，终不成气候。

老舍先生有例外的壮举，那是话剧剧本《茶馆》。有人恭维老舍是“劳动模范”，他紧密配合运动，主动完成任务。有人称赞老舍先生“不避败笔”，写了不少不能再演的剧本，不堪再读的文章。可是，忽然，出了个《茶馆》。《茶馆》是他个人漫长创作生涯中的高峰，也是五十、六十年代剧作界的高峰，是前辈作家中少见的后期超过前期的高峰。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诸多艺术家通力合作，导演表演都上了高峰。这高峰那高峰，成了北京人艺的保留节目，老人艺的风格发挥极致的王牌剧目。

因此，《茶馆》的出现，有好些个叫人思索的方面。比方说，这高峰那高峰的作品，却是全世界只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独家演出。据说，也有别的剧院剧团想演来着，都没有演成。那么这是“阳春白雪”了?可是北京人艺屡演不衰，不见得曲高寡和。

人说老舍不论大小运动，都积极配合，是写作行中的紧跟快手。这话也对也不对。他主张“文武昆乱不挡”，一段曲艺，一首顺口溜，一篇表态的千字文，用来“配合”各种大小运动。若写一台话剧，那是大作品，好比小说中的大部头。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反右倾，这些反字号的都是大运动，老舍没写过剧本。

有一天，北京人艺的几位艺术家，在老舍那里看见一个本子。老舍把一些还没有完成的东西与艺术家们商量。记得其中一场戏极好，希望老舍写成一个剧本。这一场戏，就是后来的《茶馆》的第一幕。

《茶馆》第一次上演，正赶上大跃进。报上几乎没有捧场的文章，口头议论大致是“缺少正面形象”、“调子灰色”、“怀旧、伤感”……当时忽然各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一天等于二十年”“吃饭不要钱”……剧院里演着王掌柜的牢骚，秦五爷的失败，常四爷的倒霉，演得自己也犯嘀咕，整是不搭调，自动悄悄收敛了。

接着全国饿肚子，后来为了恢复元气，有过“小阳春”，《茶馆》又探头探脑的演出了。这第二次上演，有一些叫好的反响。但大家还很谨慎，口头说说可以，见诸白纸黑字的很少。

“小阳春”原是小气候，不多久，又抓阶级斗争了。剧院又自动把《茶馆》收起来。上一次收时，嘀咕的是调子灰色，正不压邪，年代不确……这一次的风声，已经有为资产阶级树碑立传了。不但秦五爷，连王利发王掌柜的也是资本家了。“文化大革命”的“先声”已经“夺人”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到来，这个戏当然是毒草。为资本家树碑立传也不够了，是为封资修唱挽歌，向新社会反攻倒算。即是挽歌，结尾中撒纸钱又唱又跳的一场，就成了“要害”，蝎子尾巴，黄峰尾上针。主演王掌柜的于是之心中不安，“交待”问题道：《茶馆》原来没有这场戏，有回老舍向演员们征求意见，是于是之他提出来的结尾秃了点儿，演到这里没事儿不好演了，老舍这才想出了撒纸钱来的，不能全赖在人家身上。

不久，老舍走进太平湖水中。传说打捞的人说，在湖底立着。《茶馆》也没有了“票房价值”，也立在太平湖中了。全民族做了十年噩梦，梦醒，走进开放改革的新时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会忘记老舍的戏，原班演员演出《茶馆》，得到观众的呼应。可惜剧作家和总导演都死于非命了。

五十年代是哪几位艺术家，跟老舍说，他的草稿中有一场戏很好，示意照这一场写一个戏。现在说不清这几位是谁？谈话时都有谁谁在场？老舍怎样思考又怎样回答？几十年过去了，作家和导演作古了。

可是，当年就传出来一句话，这句话不胫而走，到了有心人耳朵里，牢记不忘。确实有过这么句话，老舍听了意见，说：

“那就配合不上了。”

老舍在配合，配合婚姻法，配合选举代表，他是要宣传从“莫谈国事”到“参政议政”的。若照艺术家们的说法写下去，配合什么呢?

现在看来，他那不少“配合上”的戏，都不能上演了，上演也没有观众了。偏偏这个“配合不上”的，还在舞台上放光彩。“那就配合不上了”，这句话提出的问题，是最有琢磨头的事。

《漫画》1993年第9期

【评说】

在“十七年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服从于政治路线、服务于政治需要的文学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而有了《茶馆》这一“奇迹”的出现，才“使中国话剧艺术在国际上焕发了夺目的光彩”（曹禺语）。在五十年代，老舍那句“那就配合不上了”成了当时内部的经典名言，它一方面体现出老舍独立思考的可贵勇气，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老舍作为一个人民艺术家的求真品质。以是否“配合得上”来衡量一部作品显然有失偏颇，真正的艺术是禁得起时间考验的，禁得起时间考验的才是真正不朽的艺术。

老舍的苦戏

陈徒手

事隔三十多年，北京人艺老演员蓝天野谈起当年老舍的话剧创作，不禁唏嘘而叹：“当时社会上出现什么大事，老舍先生很快就有作品出来反映。一九五五年写《青年突击队》，一九五八年赶写《红大院》，都是配合一时一事，演完了，戏也就完了。”（1998年10月27日采访）

据北京人艺当年会议记录稿，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青年突击队》建组会上，剧院党委书记赵起扬在讲话中不讳言剧本存在许多不足，但他仍肯定了老舍有很大的政治热情，并表示要演好这部上级推荐的新戏。六月三十日上午，老舍到剧院谈剧本，他坦率地承认，青年突击队并未在北京建筑工地推广，这剧本本身跑在事实面前。

剧院开始在北京一些相关单位征求对剧本的意见，反映不像预料的那么热烈。在北京四建公司座谈会上，工地一位姓蔡的主任表示，剧本中工人、工程师都不太像现实中的人物，让人感到青年突击队只重进度不重质量，对特务的描写过于简单化。一位工程师认为，剧本所写的事情太多，解决问题又太容易，演员在台上演得有些吃力、枯燥。

人艺的演员们对剧本的新鲜感很快就失去了，演了几场就略显疲沓。于是之在剧院会上发牢骚：“对剧本不是真正的喜欢，大家都有将就思想。”

老演员黄宗洛回忆道：“这个戏太粗糙了，为中心服务，像活报剧。把事件搁进去，做各种状态，演的人和看的人都烦了。”（1999年9月9日采访）

这部戏演了几场就草草结束，而且有几场是专为建筑单位公演的，由单位组织观看。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高潮来临，因腰疼在家休养的老舍对前来看望的人艺导演夏淳说：“大家都大跃进，我偏在这个时候出了毛病……不能老这么呆着，你也帮我想想，看咱们能写点什么？不能写大的，写小的呀！这样一个时代，该写的东西太多了。”出乎夏淳意料之外，两个星期之后老舍竟拿出《红大院》初稿。老舍解释说，看到街道上动员家庭妇女搞生产，想着想着就写了一大堆材料，这里面有真事，也有想出来的。

《红大院》尚未修改完毕，剧院把上演的日期都定了，老舍心里既兴奋又为难。夏淳曾介绍说，在倒计时的七十多个小时里，剧本的创作和排练是一锅煮出来的，有些台词都是在排练场编出来的，实在弄不出来就去请教街道工作同志，看他们是如何说出这段台词。

老演员叶子在北京社会福利院接受笔者采访时，对当时紧张的情景记忆犹新。她说：“那时太仓促了，排第二幕时老舍只是写了两页纸的东西交给我们，其它的要靠大家去补充、丰富。”

最关键的是，超前创作的《红大院》所涉及的成立人民公社之事，在北京市迟迟不见动静，致使排练和演出都找不到充足的根据，没有外围热闹的气氛去烘托。有一天突然听说天津市要成立城市公社，剧院的人狂喜地要赶去体验生活。北京人艺副院长欧阳山尊回忆说，看完《红大院》后，周恩来没有多说什么，他只是对尾声放礼花深感兴趣，欧阳山尊赶紧让美工表演了几次，周恩来说：“这是发明创造，应该推广。”

紧接着老舍又写出带有喜剧色彩的《女店员》，一九五九年初刚一上演，一下子就收到各方面传来的二十六条意见，主要认为看不出党的领导和支持，对于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性质表现不够，在大跃进时代表现儿童捣乱不合适等等。过了几天，剧院向上级报告：我们已与作者老舍先生共同研究，并做了必要的、适当的修改。

老舍依据二十六条意见，对本子大致修补了一番，以便对各方有所交待。刚喘了一口气，市委宣传部长陈克寒又来了一道指示，要求删去女人推车一场戏，理由是：“六中全会决议中明文规定要照顾妇女生理特点，你们剧院常有外宾来看，每次演出都应特别注意影响，如有人把推车拍照在香港报上一登，对我们不利。”

刚刚落实完这边的意见，老舍忽然又听到市委文化部长、周恩来原文教秘书韦明提出的新建议。

老舍先生在剧中没有多写党委书记，韦明说应该加一个党的领导者的形象。老舍说，这戏里本身就体现党的领导。韦明坚持要他改，说，不改就不演。老舍说，不演我也不改。后来没有加，总理看后没有提这个问题，韦明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北京人艺原副院长周瑞祥1998年10月21日口述）

这是老舍极其罕见的公开抵制之一，看出他柔中见刚的性格的另一面。

到了六十年代初，老舍的话剧创作有意回避了现实题材，写了一些儿童、历史、民族等题材的作品。但是烦恼依然相随着他，上面的关注、更改指令始终没有断过。在一九六二年的一次创作会议上老舍发过牢骚：“写童话剧《宝船》，我就生怕把皇帝写胖了、写瘦了，写得不合适就会引来批评。”

到了一九六五年，老舍的创作明显跌入谷底，他无法适应环境严峻的尺度。他看了不少现代戏，但很少表态。北京人艺老编剧梁秉堃曾在一九六五年底的一次会上见到老舍，老舍告诉他：“我正写一个找乐的事，写计划生育，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手上一个孩子，怀里一个，背着一个……”老舍当场比划了一下，轻松的表情里还是可以看出他的烦恼。梁秉堃感到老舍先生的难处，觉得先生想努力跟上形势，但又力不从心。

就是在这一年，北京人艺另外一个老编剧蓝荫海与老舍同在北京郊区密云县体验生活，两人住的村子相距很近。他发现老舍虽然身体不好，但仍拄着手杖在擅云旗人村走家串户，甚至爬到山腰看新建的扬水站。蓝荫海还注意到，老人很关心时事，还时常到县城听县委书记作形势报告。

蓝荫海告诉笔者：“他改我写的本子，告诉我，‘不要用人家写滥的词，要注意新鲜的语言。’可是受当时气氛影响，听说他写了《旗人村》，初稿引了很多语录。我觉得他本人内心是不愿这么干的。”（1998年10月30日采访）

蓝荫海轻轻地摇着头，叹了一口气：老舍先生写得真苦，苦极了。

（《书屋》2000年第5期）

【评说】

为了“配合一时一事”，老舍写了一些“歌德”的作品，但不能因此而抹杀老舍的创作，要看到老舍当时发自内心的真诚和热情。当他看到穷人当家作主，看到新生活带给人们的兴奋与快乐，他便自觉地用手中的笔来歌颂新的时代。然而，当文艺创作只是简单机械地为政治作注脚时，作品的寿命也就可想而知了。文艺不是不可以为政治服务的，问题在于不能只是简单地给文艺贴上政治的标签，或勾上事先定义好的脸谱。文艺创作有其自身的规律及其反映现实的特点，遵循了这个规律和特点，文艺就会健康发展，文艺之花就会盛开不败。

【后记】

   这三篇回忆性的文艺随笔从不同侧面概述了老舍的文学创作活动，使读者较为全面地了解了老舍走过的人生之路和文学之路。而老舍在“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创作活动，又是我们探究文艺创作与社会政治生活之间关系的最好教材。文艺创作固然离不开多彩的社会政治生活，而社会政治生活也不应强加给文艺太多的条条框框。

   斯人已逝，那个时代似乎也已过去好久了，让我们期待着明天会更好！

　　　　　　         《作文成功之路》（初中版）2007年9月